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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无限政府”论给中国挖下大坑
发布时间:2018-11-14 21:43
【杏耀娱乐2018-11-14讯】
多年来,一种明显误导了中国人国情判断与文明史观的有害的看法认为:西方,一直是“有限政府”;中国,则从来都是包揽一切的无限国家统治与政府干预。
 
    为什么说这一总体性的看法或基本的判断,是极其错误的与误导人们偏离了中华文明客观史实的呢?
 
    首先,任何国家政府都不可能是“无限”的或“最大限度接近无限”的。如果一个国的国家政府成了“无限”的,那么其统治或治理的基本对象社会、亿万独立存在的个体,莫非都成了可以忽略不计、随意抹杀掉的一串小数点显示了吗?
 
    其次,是个中国人就知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历来都是沿着大道中合的理路倡行于“中庸之道”上的,更不要说在自身文化中几乎就未曾有过“绝对无限”的这种概念,她怎么可能在国家政府的权利设限问题上,落入西式两极偏分安排之“有限政府”的极端对立面去呢?!
 
    即便,当年还没有西方这个文明的反面参照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早已通晓与谙熟了老子祸福、利害观的中国古圣贤们,想必也不会蠢到在集群生息与文明道统的结构性机制体制规划上,让自己国家的上层统治者们成为无限权力行使人。更不要说,这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本”、“重民”基础理念,显然是大相径庭与格格不入了。
 
    需要指出的是,“无限政府论”的推出与将中国国家政府设置为极端违反“有限政府”的一个另类,很容易将中国、整个中华文明推到违反人类文明普遍规律甚至反人类社会的罪恶之境。即便坚持此论之人的居心不止于这样叵测,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对这种混淆视听的论调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将中华之道上的中央集权与现代西方“有限政府”看作是对立、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
 
    第三,中华文明一直都是一种国家中央集权制与大社会、尤其是与乡村士绅自洽社会并存互动的现实格局。甚至,在皇权王朝颐气指使、光鲜亮丽的背后,不仅是中华文明化大社会之手,在操弄着一帮帮君臣与家国社稷的兴亡命运;而且即便在和平安宁的为政治天下之时,大多也都不得不屈从、委身于大一统文明道统的辖制和教导。这,不仅仅是个长期文化传统的问题;它还更根本地决定了中华大地上的皇权国家历久不变的文明体身份。
 
    昔日中央地方统治阶层或现今所谓国家机构、政府权力的手,即便伸得再长(比如当年秦国之政的耕战做法,比如大清统治的压制社会与禁声士人等),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占比极大的中国乡村士绅社会一直相对独立存在着的这个显而易见之事实。可以说,中华文明国度的基本历史格局,总体上是由天人道统与为政治统的特有交互作用、国家集权与地方自治的上下垂直平衡、治世学问与耕读社会的协调统一等几大主导关系所决定的。我个人有一个大胆、且有可能改写整个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见解:恰恰因为长期拥有一个强大丰厚、足以用“如来佛手”般文明道统辖制国家集权的大社会,中国、中华文明,才能够以真正文明体的身份保持自身的生生不息、成就自己的伟大辉煌。中华之成功,最根本地是成功在大社会、而非高度中央集权上;中华之伟大,也更多地是因其社会文明的努力与成就、而显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伟大来。
 
    这种孕生于大社会、立足于大社会、整合跟塑造着人间上善大合进路的伟大社会文明,绝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平庸,也不是今日西方社会、乃至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兴盛期社会所可以比肩媲美的。
 
    想当年,西方在自己的专制独裁时期,谁当权谁就能任意妄为、草菅人命,没有任何的人间力量能给它套上管束的“缰绳”,最终唯有亿万信徒慌乱地祈求于外在于人间的“全能上帝”。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无奈与残缺呀!反观中国,则几乎全然不必有此担忧。按理说,一个体量如欧洲般大小的庞大文明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集中起来的权利与势能,就是现在的西方恐怕想都不敢想。可就是这样一种高高在上、高度集中、高大有力且强势霸道远过西方小国N个数量级以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硬是无需靠什么神仙上帝,而是靠着中华大地人间的一种坚稳厚实的社会存在与法力无边的文明道统,将其有收有放地揽入和归置在了她自己该在的地方。
 
    我们不妨将这文明体内构成强大持久决定力与影响力的另一方,命名曰“底盘社会”。这个“底盘社会”,看似散乱零碎、默然无声、自生自灭、不显山露水,甚至还往往在某种国家治理的维度上屈从于现实政治的强大意志,可就是他,如覆舟之水般决定着一个个分裂、统一王朝的气数和命运,如山川大地般规制与影响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与总体走向。
 
    我们说,正是因为有这一从不随着王朝统治和国家政策之改变而改变的更大“底盘社会”,中华文明之道,才很好地避免与保证了即便再高度的集权、也无法任意践踏社会民众和滑向极端专制(前已有论,集权,是专制与民主间最可兼合行远的一大中道),中华民族也才能够靠着一整套知行合一的文明道统铸就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多元文明体来。
 
    当然了,往神奇里说,就是这么神奇。若往简单平淡里看,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应对自身客观格局与规律的道之使然,也就是中华践行中合大道的自然而然。具体讲,中华,因为有九州,是一个体量极大且异常多元的统一文明国度,所以呢,即便再怎么搞大一统的高度集权,这集中权利的大手,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任何情况下,都伸到层级丰富与沟坎纵横的全社会各个角角落落中去。一言以蔽之,九州中国的大社会,着实是太大、太繁复、太多样化了,任何再怎么高度集中的集权以治,也不能不懂得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和给管不过来的社会以自生自为自治的空间与权力。既然管不了,就放手令其自生长————-这,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呢?
 
    所以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与他们的谋士幕僚们,无需明说,个个都是懂得这个道理的。甚至在我看来,道家思想理念深入人心或影响中国历史的一大主要表现,其实就是在这里显现出来的:她,令统治阶级深明了“道法自然”与敬重大道社会的道理,懂得自己能干什么、该干改什么,不要过分地越界、越俎代庖和想要驯服社会,而是让社会自己去在“休养生息”和自在自洽间,孕生、演绎人道人世的人本文明。
 
    这样一来,长久以来的中央集权与“底盘社会”的平衡有度局面,便成了中华文明国历史中几乎不曾更改的一种常态。除非,除非到了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一个是中央集权太过强势且不知边界、也就是“统得太死”,比如中晚期的清朝;一个是中央集权“涣散瓦解”、很难集中起来了,比如各朝各代衰亡的前夜。这样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偏离了中央集权与“底盘社会”周正平衡的那个中道。不管往这边偏、还是往那边偏,只要一大偏,便都是一个结局:很快就完蛋。
 
    在这里,想就王朝兴衰多说几句。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灭亡,几乎都是源自中下层民众的暴动和起义。我们过去将其通称为“农民起义”。什么“农民起义”?其实说到底,是“底盘社会”整个不满当时的中央集权“治统”了,便由一些有改天换地野心和决心的社会之士们给其安上个天怒人怨与“失道”的罪名,明里暗里地激发、调动更多地底层民众,从而策动和组织一场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暴动、起义、革命。从这一点上看,不要认为社会就是那无主体、无组织、无统一意志的一盘散沙,中国社会在调动和组织起来的时候,那是能如扫把打扫房间一样,将一切至高高在上、至高至大至为集中的中央集权及其旧有的维护者们,瞬间打扫个干干净净滴。
 
    所以,我们不要被西化思维的公与私、国家与个人的两极对立关系设置,引去了偏离中华之道的大误区。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基石与依托,并非是一个个细胞般单体存在的个人,甚至也不是总被世人突出着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而是最坚稳、最重要的社会或“底盘社会”。谁忽视了“底盘社会”的构建与脉动,谁便迟早会尝到自身所酿造的一切苦果。
 
    第四,任何宣扬极端“无限政府”或“有限政府”的,都可能制造一个大陷阱;我们只有立足自身社会与文明去重新发现中华文明之大道,才不至于脱离实际和戕害社会,才不会在中国需要统一整合的时期架空集权核心,才有可能从社会文明之中道上走出引领人类新文明的康庄大道来。
 
    不得不说,现阶段的中国,在如何对待中位社会(这里主要是指介于整个国家政府系统与极度分散个体私己间的)的问题上,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需要选择、却也容易出现选择性错误的关键时间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由我们新中国的递进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当年,为了民族救亡战争与全面强势统一,我们以战立国、并将具有战时管制色彩的一套绝对统一权力机制,带入到了新生国家的保卫与治理中来。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不要说除了党和国家以及国家捍卫者的军队外,个体的人以及个人权力利益的占比空间微乎其微,就是我们这个构成中华文明体主要基础支撑的大社会也几乎没有什么成形的发育。那个时候,除了广大的乡村人口(这里的乡村社会早已被大大地铲平与颠覆了)和党、国家、军队系统各行各业单位里的人之外,可以说几乎找不出几个社会人来。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社会不被重视和如何对待社会的问题不凸显,实属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变成国家与国家所代表的公有制跟私有民营、市场配置间的关系了。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化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培养发育出了一个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社会或经济化社会,而且也在从城市到农村的全国各个地域角落生成了一支庞大且有钱势的主体性工商业阶层。这是中国传统士农工商者主力构成之社会、进入现代后的一次颠覆性巨变。这也是堪与从几乎纯农业乡村社会到城市与乡村并重社会之大变相提并论的一次“底盘社会”大重塑。目前,被人们普遍认知的“官商利益”与“官商矛盾”之主角,其实就是国家政府与经济化社会间的一种通俗或降级解读。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次正在进行中的“底盘社会”大重塑,让我们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也让我们在推倒千年古文明道统社会秩序后第一次出现了引入外来系统的可能。当今中国,由于物质金钱的追求和私己利益的膨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下的社会有些地方越来越像了。尤其是中国“底盘社会”近几十年突出显现的个体化与私己化倾向,越来越靠拢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从而也越来越形成了阵阵要求更多的法制与民主的声浪。
 
    要法制、要民主,甚至要更有保障、更加充分的个体权力私利,本身没有问题,甚至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不是要民主、要法制、要个人私己权利,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全面全盘引入西方的那一套呢?我的认识是,可以适当借鉴引入,但必须在不伤害中华社会之本与不违中华之道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会走上一条自断前程的歪路、邪路。
 
    我们说,国家政府的无限权力与大包大揽,从来就不可能;但没有强力中央集权为这个尚未发育成形和公正繁茂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把舵、撑腰,我们中华复兴所面临的夭折风险将会更高、更大。不过,在这些事上出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容易“中招”的,其实乃是走向以西方社会为师,或者准确地讲是在中国极力推行立足于西方个体私分化社会所制定的一系列民主法治之策。
 
    应该说,西方能够基于一种统一的原则标准、将一套不受国家政府直接支配的民主法制系统推及至全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伟大成就。甚至在我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以极其“有限”的“小政府”管制治理那么广大的民众,就在于它们发明出了这样一系列不需要政府自己直接出面、却能够延伸国家治理之为的制度办法来。这是他们适应自身需要所做出的高明创造。不过,同时必须看到,选举政治,让社会与民众的政治诉求仅仅限于选什么党的什么人与选举期的喧嚣躁动;独立司法,令没有政府管制的公民也得按法的行为行事;还有私权私利的赋予,本就可以让一个个个体放大自私、安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此一来,国家是太平了,可也直接铲平了孕育群体生机的丰茂社会,直接断送了多元社会良性洽合的文明格局。
 
    有人说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我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西方是有限的“小政府”固然不假,但跟名副其实的“大社会”一点边儿也不沾!西方自己最引以为傲和倍受追捧的,是政治民主或民主选举制度、跟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一套统一法律制度。这套民主法律制度最大的长处与最大的弊端,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一套统一不二的制度与办法,直接绕开和越过了社会,去对接和作用于了每一个个体的公民。
 
    要知道,这在其构建的理路与本质上来说,是种直接穿过社会、撇开社会、解构社会且仅在一个个个体细胞层面上实施平等一致的极端做法,这才是真正的贯穿到底的“一竿子插到底”,这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讲法、只论选票的彻头彻尾“一刀切”!其利,在于对每个个体的人来说都看似很平等,且简单易行好操作;其弊呢,则是只有一套最高的规则律法跟亿万个个体的人,不仅解体了人类社会最该有的中位社会、偏颇狭隘定义了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责任,甚至还令全面与多向度发展的每一个人异化成了只为遵法守法而活着的“履法工具”般的畸形儿。
 
    换言之,一个政府小的可怜,主要靠撇开社会、瓦解社会、铲平社会而直接管制每个保全私己个人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立体丰满、多元洽合的“大社会”呢?其即便有社会,也是一个有如被吸干了精血的“僵尸”般的空壳破碎社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健康全面与富有生机、多元恰适与立体繁茂的“大社会”。这正是西方世界里社会不突出、不强大,国家政府的权力不大、不集中,反倒是每个个体民众貌似拥有权利、却终究被切削成不完整遵法利己者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上层治国理政者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违反人类世界之自然而然的,这并非是具有长期集体性社会传统的中国和真正享有全开度自由的中国人(他们因高度发育的社会而获得的更大社会自由、众乐乐幸福、身心安顿以及更多表现机会等,都是近乎“分子化生存”的西方个体私己社会所无法见识得到的)终究乐意接受的。应该看到,全盘接受和极力推行西方的一系列民主政治选举制度、独立法治系统等,最大的伤害,是对中华文明之本————-大社会的伤害;最大的偏离,是对社会文明建设以及中华为人类创造文明之道新时代的偏离;最大的反抗,必然来自于日渐觉醒与不甘被铲毁社会家园的全体社会人、社会力量的长期激烈反抗。
 
    我们不要以为,在西式架空社会、助长极端私己利益的一系列民主法治做法之外,就没有再能使国家治理理念与手脚伸展至多元洽合社会中的其他方式方法了。不少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真地了解、理解中华的文明道统。中华文明的道统,是一种不推责给人世外之上帝神仙力量,直面多元繁茂社会之自治洽合一统问题,不仅能规制和防范中央集权偏失风险、而且能以大道中合理路推进社会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超级智慧解决方案。
 
    我们决不可在中华业已来到引领人类多元一体新文明之大道道口的今天,反而去拜倒在基本走向格格不入、偏失了社会文明之本的西方“石榴裙”下。西方几百年来,虽说取得了明显高人一筹的工业科技文明成就,可为什么还会遭受其究竟是不是一种文明、是不是真文明、是不是人类人世人本文明应有样子之种种质疑与责难呢?我们难道不应从中看出些什么、汲取些什么吗?!
 
    西方,因为始终依循的是极分之道,是没有大道中合的基本意识、中行理路与主体性社会文明大作为的,所以根本发育不出中华般的“大社会”,从而也就无法在多元一体架构下的新文明时代继续引领人类。其之大弊,正乃我之特长。我们若能对当今正在重塑的中国“底盘社会”加以正确地引导,若能把握好公众社会与个体私利间的总体平衡,若能还社会主体一个名正言顺、相对独立发育、安稳健全和富有生命活力的大社会,中华文明的再次重整上路、引领人类世界,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自然必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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